1951年3月8日清晨盈利网，审判庭外寒风凛冽，“叶副主席电报到了——马上停行刑！”传令兵推门而入，打破了现场的凝重。几分钟后，军法处处长怔怔地盯着那行隽秀而有力的手迹：这是毛主席安排的人——莫雄。
庭审暂停，临时会议迅速召开。负责主审的干部压低声音嘀咕：“这位莫少将，到底什么来头？”没人能给出答案，只能把档案调来。薄薄几页纸，却暗藏近四十年的刀光剑影。对许多年轻审判员而言，“莫雄”这两个字陌生得像一团迷雾，可对年过半百的老兵来说，那是一段从清末延伸到抗战的活历史。
档案第一页写着：1885年生，广东海丰人，辛亥元勋，曾任国民党少将。纸面信息平淡，却隐藏了他与孙中山、蒋介石、毛泽东三位领袖交错的复杂关系。转折点要从1911年武昌枪声说起。那年年底，他随同盟会粤军北伐，亲眼目睹清廷轰然倒塌。清帝退位带来的并非太平，而是军阀混战、民生凋敝。年轻的莫雄在广州码头对同袍感慨：“推翻满清不算完，老百姓还得吃饱穿暖。”
1917年护法运动爆发盈利网，莫雄重返孙中山麾下。短短两年，他从营长升到师长，全凭敢打敢拼。但他发现，一旦脱离军营的硝烟，内部的权力倾轧更可怕。1924年黄埔军校开学，他奉命协助筹办，初见蒋介石。救命恩人的关系曾一度让两人互信，可“四一二”清共后，莫雄暗暗划清界线。他认为“杀同胞只能便宜外敌”，却又无力扭转局势，于是选择退隐澳门，直到老部下刘哑佛向他抛出另一条路。
刘哑佛是共产党地下交通员，嘴上常挂一句话：“要救中国，得靠彻底的新思路。”两人在上海法租界的小茶馆里长谈通宵，莫雄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文本。那晚雨声嘈杂，刘哑佛递来一本被翻得起毛的《共产党宣言》。莫雄翻了两页，合上书，轻轻一句：“我不求名分，但我愿出一份力。”后来，他按照组织要求，“留在敌营做耳目”，身份表面仍是国军少将，暗地却成了与中央联系的特殊渠道。
真正的大考发生在1934年。德国顾问帮蒋介石设计第五次“围剿”，若苏区被瓮中捉鳖，红军恐无回天余地。莫雄手握密级电报，却苦于无可靠信使。经过反复权衡，他找来同为暗线的梁明德（即项与年）。项与年二话不说，敲掉几颗门牙，扮成乞丐，带密报从德安潜行瑞金。周恩来收到情报后，中央紧急决策，红军随后开始长征。后来有人问项与年为何舍命，他只说：“老莫一句‘国家还在等咱’就够了。”
1936年，红二、六军团进逼毕节。莫雄利用上司陈先中嗜酒如命的弱点，安排筵席、美女，让其醉生梦死；另一边故意报告虚假战果，帮红军不费一枪夺城。事后虽然侥幸蒙混过关，但墙还是漏了风。蒋介石震怒盈利网，将莫雄抓赴南京，几乎当场枪毙。张发奎出面保，理由很简单：“此人功过参半，昔日随国民党南征北战，也算旧部。”蒋虽答应保外，却再不予重任。于是一个昔日威风凛凛的少将，被贬去广西偏僻县城当县长。
九年县长生涯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。莫雄办的第一件事，是把监牢里几十名被逮捕的进步学生放了；第二件事，改组保安队，让参谋处几乎全是共产党员。抗战爆发，他借“剿匪”名义，实际把军火批量“弄丢”，落到游击队手里。1946年，他被余汉谋拉回广东，挂了个少将参议的闲散头衔。宋子文劝他“别再搅和”，他笑答：“老兄，我只帮想救这片土地的人。”
内战后期，国民党兵败如山倒，特务机关忙着清查所谓“通共”名单。莫雄排在前十位，暗杀、逮捕接踵而来，他索性躲进香港。1949年10月，广州解放。叶剑英刚到任，就写下那封短短百字亲笔信：“毛主席说，莫雄同志是党的亲密战友，请即速来粤，勿再迟疑。”知らせ送到，莫雄沉默良久，只提了一个要求：把刘哑佛牺牲后留下的孤儿带上。几天后，老人携着小女孩，乘轮渡穿过珠江口，重新踏上故土。
然而风浪并未就此平息。1951年初，地方清洗旧军官时，有人翻出莫雄当年“保安司令”旧案，指控他“迫害群众、劫掠公款”。涉案材料大多系敌对势力造假，但基层干部并未察觉。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那幕：军法处草草判决，行刑日時限迫近。幸亏叶帅电报及时，否则莫雄险些死在自己帮助建立的新政权枪口下。
危机解除后，华南军政委员会重新审查。莫雄只递交了一页辩解：“如有负于人民，甘愿伏法；若无，仍愿尽余热。”最终调查结论：历史功大于过，不予追究。组织给他的安排是省政协文史专家，他却推辞，只留下一句话：“给我一张床、一张桌子，够了。”此后十余年，他著书、口述、校对东江革命史料，直到1967年病逝，葬礼极简，没有哀乐，没有横幅，却来了许多上了年纪的老红军，他们敬了最后一个军礼。
有人说莫雄命大，几度枪林弹雨都活了下来；也有人说他命苦，一生漂泊、身份尴尬。我更愿意用“信念”二字概括。他不是共产党员，却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；他挂着国军军衔，却把蒋介石当成最大对手；他披着县长、参议、顾问的外衣，却终究是一位把民族兴亡放在第一位的革命者。叶帅那封急电，也正因此闪耀出别样光芒——新中国从不忘记真正的朋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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